郁闷的不是房子被拆,而是无房可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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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在猫眼上发了几编谈论有关唐福珍事件的帖子就被可爱的粪粪们狂骂。有位叫“大木匠”说:“楼主,是没有拆迁整到你头上,你就在那能得意洋洋吧!?”这位仁兄可能并不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只能这样回答他:人最痛苦的事不是房子被拆了,而是根本就无房可拆。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人最幸福的事就是房子要拆迁了,最痛苦的事就是想拆迁都无房可拆。
      真正的弱势群体是很盼着政府或开发商来拆迁的。越是穷人越是望穿秋水。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政府或开发商来拆自己的房子的。一闻拆迁的风声要来了无不欢欣鼓舞、欢心雀跃。想方设法借钱争分夺秒的大建违章建筑、大搞装修,甚至一个猪栏一个牛栏都会被他们铺上地板装修得像总统套房。因为拆迁补偿款是很多的,建得越多、装修得越好补偿得就越多。当然面对拆迁他们可能欲推故就、犹抱琵芭半遮面的,但你一旦真不拆了,他们会痛哭流涕,恨你一辈子。拆迁对他们来说往往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在拆迁中没有真正的利益受害者,拆迁要说会伤害谁的利益的话,只会伤害富人的利益。所以说充当钉子户的往往都是在当地有一些权势背景的富裕之家。穷人的那破房子算什么,呵呵,值多少钱,补偿的绝对要大于这个数子。其实富人的利益也并没受到伤害,只是他们的一种心理作怪而已。因为富人觉得自己身价不同,自然补偿的标准就不同了。就如同同是误工费,对穷人来说他的时间不值钱,但富人就觉得自己的时间是寸秒寸金了。同样的误工、同样的时间富人就会觉得不能完全按相同的补偿标准,自己的误工费就是要比穷人的多。同样的意外死亡,坐飞机死的就要比坐汽车死的多。当然,按照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原则,要补偿只能是一视同人,都按相同的标准来补偿,不能按金钱按地位分个三五九等。而且开发之后对被拆迁的就业、生活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很多农民、市民就是靠拆迁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特别是以前效区的农民,政府给了他们高额的补尝金和安置房(一套或几套,甚至很多都是整个一上下五层的一单元)他们靠吃房租就可以过得很不错了,完全可以不用做什么事。也许有人会说房地产开发是暴利,政府与开发商拿了大头,拆迁户只是拿了点小头而已。但不管拆迁户拿了多少,他毕竟是拿了,而且他所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所拿到的补偿款和安置房绝对高于以前的房产价值。他们整天除了打麻将、玩游戏、赌博之外什么都不会。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里面,最脏最累的工作是由外来务工人员人员担了,本地人根本不屑于做;竟争最激烈、最具活力、最具技术性的工作也是占外来务工人员占据了,本地人根本做不了。本地人要做事的话只会选择做一些轻松快活具有垄断性的事。比如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是由本地人占据了。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这句话若套在做公务员身上比做官还更贴切。可以说很多市民、效区的农民其谋生能力都已渐渐的退化掉了,若没有房租吃,没有垄断性的既轻松收入又高的事做他们只有去讨饭吃的份。他们已根本无法适应现在这个竟争激烈、发展迅速的社会了。
      如果说当今的地方政府是靠卖地经济而维持的话,那么城市中的市民(原来效区的农民被拆迁之后都转化为市民了)就是靠租房经济来供养。房屋的租金占了他们收入来源的一个很大的比重。可以不夸张的说他们就是靠外来务工人员、外来移民来养活他们的。这种房租经济在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体现得特别明显。
      所以真正的利益受害者,不是被拆迁的农民,更不是钉子户,而是外来移民、外来务工人员。在一个城市辛辛苦苦的工作一辈子,连孩子读书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户口这种按城乡、地域来分配利益的体制,他们根本无法融入这个城市,也无任何归属感。他们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所创造的,可是绝大多数负担也都是最终转嫁到他们身上。他们才是一个城市的中坚力量、朝气逢勃的不竭活力。没有了他们辛勤工作,那只会成为一座死城。可惜世人的目光永远只会关注那些喧喧嚷嚷的拆迁上来,为拆迁户的权益而奔走呼告、摇旗呐喊,可是何曾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想拆迁都无房可拆的在城市中辛勤工作又辛酸漂泊的外来务工人员呢!对于热火朝天的拆迁场景匆匆路过的他们只能是投以漠视的一瞅,然后又踏上为工作、为生活而奔波的脚步,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因为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也是一个因户口而造成地域割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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