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昨晚7点，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16楼会议室举办一年一度“爱在红丝带”联欢晚会。昨天来联欢会的，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代表、医务人员和城市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
6点半，能容纳200多人的会议室基本满座。会场内，一些人不自觉地把头低下来――他们是25位艾滋病患者，男性18人，女性7人。
“这18位男患者，都是男同性恋者，”关爱家园负责人时代强教授忧虑地说，“临床发现，男男性行为导致艾滋病感染的病例数最近几年上升得特别快。”
时教授说，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体会，卫生部部长陈竺最近说，同性性行为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
“同性恋会成为高发的人群，应该早一点介入干预，我们开展工作也多年了。走进这个群体很难，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认可自己，大部分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
联欢会间隙，时教授邀请一位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接受我们采访，他说，叫我祥哥。
祥哥的故事
祥哥43岁，打扮时尚，耐克球鞋、蓝色水洗牛仔裤，黑色夹克。刘海修剪成韩星安在旭的样子，往一边倾斜，几乎遮住了眉毛。
祥哥五官清秀，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是个三十出头的人。他的眼睛血丝很多，神情疲惫。我主动和他握手，祥哥迟疑了一会儿，才轻轻碰了碰我的手掌，很快缩了回去。他的手心里全是汗。
我的家庭很普通。家里有我爸，我妈，我哥。我爸9岁时就成了孤儿，他自己苦大的，学剃头糊口。生了我后，他把剃头的手艺传给了我。我家特别穷，13岁我就出来谋生了。
16岁，我花了800元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就四样东西，一面镜子、一个脸盆，一条凳，一把剪刀。
我们家人之间几乎不交流，可能是生活中烦恼太多了。就算现在，我生病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惟一知道的就是我的老婆。
我20岁那年就结婚了。其实，我也是喜欢女人的。结婚第二年，女儿出生了。
我和老婆也过性生活的，她20多岁时，我们一个月顶多两三次，她30岁后，就更少了。
27岁那年，我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在理发店里，遇到一个一同学理发的男人，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改变了。
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网上联系，手机短信联系，次数多了，我的胆子也大起来。每一次，我们都是不戴套。
我染病，应该是2007年3月，在上海。
8月，我开始发病。头痛得快要裂开，淋巴肿起来。
10月，我在浙医二院血液科查出了艾滋病。我常常躲在人后无法控制地放声大哭。我很恨自己，恨上海那个人，后悔没有采取防护措施。
直到10月底，我来到“关爱家园”找到时代强主任，他很热心，把手机号码给我，劝我积极面对，我才慢慢打消死的念头。
2008年4月，我老婆生日。我第一次给她买了鲜花，买了蛋糕，我告诉她我得了艾滋病。那天，我俩抱头痛哭。
(说到这里，祥哥哭了。他用手指把泪水抹干净，停了很长时间。)
我很对不起我老婆，更对不起的，是我女儿。我很爱我女儿，她在杭州工作。
我很担心，我经常和女儿说，你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人品好的，不好乱搞。结婚前，坚决不能有性行为。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她早点找个好人家，嫁掉。我知道，我的日子是不长的。
(说到这里，祥哥又哭了起来。他反复说到他女儿。他说女儿不知道他是艾滋病患者，总是担心他的身体。)
得了艾滋病以后，我把“圈子”里朋友的电话号码全删了，即便有人找上门来，我也拒绝。我警告他们一定要戴套子，有人打算找姑娘假结婚的，他也会劝他们。
上个月，我自杀过。我吃了老鼠药。因为生意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活得很累。
我不止一次想到死，得了这个病，好像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幸好有“关爱家园”，有时主任，还有我老婆、女儿。我老婆说，艾滋病毒可怕，但艾滋病人是不可怕的。
(说到这里，祥哥第三次哭了。)
据都市快报 作者 张姝 黄彩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