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10月21日，银川召开水价调整听证会，共有30名听证代表参加。听证会的结果是，与会代表多数同意水价上调，只有5人不同意。而根据调价方案，调价后的银川水价将跃居全国上游水平，未来3年内水价可能涨一半。（本报10月 22日06版）
一问 政府有没有尽职尽责
王文武（山东）
不知道诸位是否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哪里的听证会，绝少来自政府的相关数据。比如银川这次水价上涨听证会，我们就没有找到政府公布近几年来对供水企业的资金、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详细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供水、暖、电等属于社会公用事业，政府是必须管起来的。那么，政府就有义务公布每年给供水企业多少人员工资，技术改革资金，设备购置费等等，因为只有保证政府对供水企业足够投入的情况下，水价上调才不至于给人太多的误解，认为政府在卸包袱。有人提倡公用事业彻底企业化，但至少在国内，几乎没有啥成功的先例。比如在供水领域，许多大城市引入了国外的水务集团，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手段，但无一例外地都面临水价上调的尴尬，国外的许多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政府还得管着。
如同生猪、食用油、粮食一样，水暖电都是民生必需品，为什么生猪、食用油、粮食上涨，政府可以有储备，可以平抑物价，而水暖电却不能一视同仁呢？作为群众每天都必须用的水，政府也应该将其持续纳入财政统筹中，加大财政支付力度，保证每年足够的、持续不断地投入，万万不可将之一股脑抛进市场。而且，供水企业是政府管辖的公用事业，政府有义务全过程监督其运作，一方面政府层面要将自来水的各项成本台账公布于众，让消费者知道每吨水企业花了多少钱，更不能让供水企业拥民生以自重，一方面拿着高工资高福利，一方面叫苦叫穷。
二问 企业内功练到家没
邓子庆（湖北）
纵观所有水价上涨理由，千篇一律：难以承受成本上升之重。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外部的原因，如水的来源、运输、处理等环节的成本上升，我们的水企是不是还该好好正视一下自身居高不下的内部成本呢？
这个极高的内部成本都是有目共睹的，例如随便一个自来水公司员工工资高、福利高，社保费用高……这个“高”是一直以来相对社会平均水平而言的高，并且这个“高”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把这些也拿来算做成本，找老百姓报销，社会公平何在。此次听证会，就有代表指出，银川水企管理成本居然占到供水成本的7成以上。比重如此之大，能不能详细晒一晒？你们员工平均工资多少？福利多少？你们的车有多少？房有多少？人有多少？招待费有多少？你们是否沿袭着许多机关作风？花钱钱是否大手大脚？你们的管理是否足够科学、合理、尽责？我们的水企大多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还带着“国”字号，实在难以想象，他们的内部管理是科学严谨的，是符合大众期待的。水企谈成本不但要在阳光下谈，还要从内在的思想上去谈：谈谈竞争意识、忧患意识、节约意识是否严重缺失。例如，眼睛放长远了吗？围绕城市供水，你们发展第三产业了吗？是靠水吃水，还是不断创新进取。只要水企本身问题解决了，成本降低了，还出现亏损，不要说三年涨几毛钱，就是涨几块钱，老百姓也心服口服，掏钱不憋屈。否则，像某些央企一样，一边挂着1200万元的吊灯，一边喊穷要涨价，老百姓被迫掏了钱，心里却是万分憋屈。
三问 听证制度设计是否合理
李志军（山东）
从铁路春运提价听证到出租车涨价听证，再到城市供暖价格听证，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听证会多的是。遗憾的是，所有的听证会都有一个共同点——逢听必涨。于是，听证会也就有了“听涨会”的雅号。
原因在于，听证制度设计有问题。听证制度三大关键在于：“该听证的必须听”，“代表真正具有代表性”，“代表意见的正确处理”。目前，第一步已经做到了，而关键的后两步还差得远。
要力求代表的广泛性，代表就必须囊括市农工商各界人士，要做到契诃夫所追求的 “大狗在叫、小狗也在叫，不能因为大狗叫了就不让小狗叫”，从根本上保证各方意见都得到最好的表达。我们能不能像国外选取人民陪审员那样，用电脑随机抽选，不要用人工选择，人工选择表面上很公平，其实水份极大。第二，要保证各方意见都被公正合理地对待。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挑选征求来的意见，不能像以往听证那样将“征求到的意见束之高阁”。采纳哪些，不采纳哪些；为什么采纳，为什么不采纳，都应向社会做出合理合法的解释。是该对听证会纠偏的时候了，要不然，逢听必涨的听证会有什么意思。要从立法层面出台措施，明确规定听证代表的来源、比例，组成；要从制度层面明确规定每一位代表意见的处理程序，并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要从执行层面启动问责机制，对不及时处理、故意不处理代表意见或者逾期不向社会公布代表意见处理结果的人员严加处分。该出手时快出手，法律若还作 “壁上观”，老百姓恐怕只能这样想了：想涨你就涨，别再拿听证来忽悠我们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