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上，**主席邓**乘坐CA770JY新型检阅车检阅。它是在红旗轿车停产3年的背景下制造出来的
第二年，也就是国庆10周年的时候，红旗检阅车终于真正出现在了**广场，由此开启了红旗成为中国国庆阅兵检阅车的当然之选。尽管奇瑞和华晨汽车也曾经试图制造检阅车以争取能够得到国庆60周年用它阅兵的机会，但最终未果。
2009年10月1日，胡**乘坐的新一代红旗检阅车，尽管技术更加先进，但还是继承了前代红旗检阅车的车头造型，而且不仅方向盘上的LOGO是向日葵造型，而且历史上第一次，它的轮毂上也出现了向日葵造型。
在国庆50周年大典时，江**乘坐检阅车检阅了三军。他乘坐的仍是原来的红旗防弹车，只不过加了个天窗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从1958年一汽手工敲出第一辆未上北京的红旗检阅车，到2009年奉上继续沿用红旗CA770车头的第六代红旗检阅车，某种意义上，共和国的阅兵史就是一部红旗史。
一“检”成名
1959年9月，一个艰巨的**任务突然落到了40岁的锻造车间主任陈子良身上。
当月中旬，以他为组长，30名随车服务的同志将33辆红旗CA-72和2辆敞蓬检阅车分批发运北京。
根据红旗轿车资料，此款检阅车是在红旗CA-72基础上赶制而成，该车无顶盖，也无可折叠的车棚，只能为露天检阅使用，中隔墙上装有供检阅人专用的扶手。
吕彦斌的说法更具体些，发动机参照了克莱斯勒样机，设计成200匹马力V8发动机，车身中部沿用克莱斯勒结构设计，车身前部参考林肯1957年型结构设计，车身后部参考1957年型卡特莱克结构设计。
他说：“在车身设计结构方面，可以说是综合了三种美国轿车的特点。整体造型风格庄严大方，前面取消了防撞块，尾灯仍为宫灯”。
“这些车都是用手敲出来的。”东风轿车和红旗轿车的重要见证者之一刘经传老人讲起红旗来更是滔滔不绝，他提供的一个细节是，检阅车上装的是机械变速箱，液压变速箱虽然做出来了，但终究还不太成熟，不可靠，为保险起见，一汽最后确定为检阅车匹配机械变速箱。
跟陈福贵等人用手敲出来的第一代检阅车相比，这2辆检阅车在外观上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如前脸上的炮弹筒代替了原来的云彩卷，侧面装饰条变得更窄，去掉了前脸扇形两边的内窗格。
在这30个随车服务人员中，范恒光（原一汽副厂长）也在其中。2009年9月，他接受《汽车商业评论》采访时回忆说，每次发运（红旗）的场面比嫁闺女还要隆重，时任新产品指挥部总指挥的王少林一再向他交待，到京以后，一定要每天晚上跟他通一次长途电话，谈谈当天的详细情况。
当35辆红旗轿车齐聚首都汽车公司时，俨然成为一道别样风景。其所到之处，引来无数市民观看，“红旗！红旗！”的呼喊声响彻天际。
首都汽车公司把最好的车库和维修场让给了红旗。20多名司机开着它们轮番在京城各条大街上奔跑调试，所行路径包括东西长安街、八达岭、十三陵、香山和卢沟桥等。当月，红旗成为北京市最大的一条新闻。
但紧张和焦急却一直伴随着陈子良。作为一汽厂第一批试制产品，再加上时间仓促，这批红旗车的毛病的确不少。眼看着国庆一天天临近，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批车能否让中央首长乘用？能否如期参加十周年大庆活动？如若达不到这两个目标，那么前期所做的工作全都白费。
这种紧张的情绪感染了北京市车务科的同志，他们亦不敢擅作主张发放车牌。巧合的是，彼时一汽厂厂长饶斌正在北京开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一方面要求大家继续对红旗加速调试，另一方面又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通电话，汇报详情，请求支持。
9月27日晚，在万里同志的协调下，车务科的几位同志终于送来了他们期盼已久的一批行车牌照。车务科的人高兴地说：“为国产红旗轿车开绿灯，放行。”
在饶斌的带动下，他们想出一个别开生面的交车方法。9月29日下午，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汽随车服务人员把其中20辆擦拭一新的红旗轿车开到大会堂东门台阶上，整齐地排列在出口处左右两侧，等待新主人。约5时许，会议代表们陆续从会场中走出来，当他们看到停在两旁的红旗轿车时，都高兴地围过来观赏。
范恒光对《汽车商业评论》说，第一批送京的红旗轿车有7种颜色，内饰材料也不相同。在中央首长的秘书们的挑选下，这批车各得其主。有意思的是，秘书们选定车辆后，就从各自的笔记本上撕下大小不一的白纸条，写上“某某办公室收到红旗一辆”，然后把车开走，“当最后一辆红旗轿车离开视线，我突然有种送战友出征送亲人远行的心情”。
《汽车商业评论》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获悉，此批换车的中央首长包括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习仲勋、杨尚昆、吕正操、林枫、杨勇和章汉夫等。
在第二天的国庆十周年活动上，2辆红旗CA-72检阅车庄严地、缓缓地驶过**。红旗轿车一“检”成名。
从那之后，凡是国外元首到访，他们从机场到市区之前一般乘坐红旗轿车，进入群众夹道欢迎的市区前再换乘敞逢检阅车。
“能站能坐” 如果没有下面这个富有故事性的情节，很难说CA72活动座检阅车就会应运而生。
那是1961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在欢迎仪式上，车队缓慢前行，有时还会停下来与群众同欢。这样，当检阅车开到**广场时，苏加诺总统站得有些累了，于是他登上车后座，坐在靠背上休息。
这个细节被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在眼里。回去后，他立即下达了试制一种能站能坐的检阅车。
一汽1962年4月做出了新检阅车。该车后座靠背可向前翻转并升高，成为检阅者坐靠的临时小座椅。由于小座椅较高，从车外看，检阅者坐着跟站着相似。范恒光回忆说，这辆新检阅车送到北京后，深受首长喜欢，贺龙元帅曾说要给设计人员发奖。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一汽轿车厂设计科科长贾延良告诉《汽车商业评论》，这款检阅车一直服役到1960年代末，见证了新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时序很快就到了1968年，在始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一汽处于军队管理状态，当年军代表决定试制一辆特制的活动座检阅车。
确切地说，这款检阅车沿自基本车型CA770，亦是第三代检阅车。CA770的出现还有个历史背景，一方面，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对中国使用的苏联车不提供配件服务；另一方面，红旗CA72用来接待外宾后，由于没有隔音玻璃，再加上车体较小，不能设置翻译人员或警卫人员的座位，提高档次迫在眉睫。
1965年一汽决定对CA-72进行换代设计，要求从发动机、底盘到车身进行全面改进。原一汽轿车厂厂长、今年83岁的王振告诉《汽车商业评论》，该车的总布置由朱子智负责，发动机是杨建中，底盘是华福林，车身造型是贾延良，门锁机构是胡玉树。
检阅车的一大亮点是，沿用了在CA770上首次采用的当时世界上极为先进的框形车架结构，这是朱子智为提高轿车舒适性，在外国杂志一张照片的启示下大胆采用，并与焊接工艺师孙德慎、老工人钱增荣一起研究试制而成。这种结构不但能降低整车高度，还能减轻重量。
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这种检阅车仅生产了一辆。
现实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由于北京冬天很冷，检阅车在使用时，检阅者往往要面对迎面冷风。1971年中南海车管部门下令，希望一汽能解决这个现实问题。一汽轿车厂的解决之道是，在司机座后面增加一道能升降的挡风玻璃，其他都跟前款检阅车一样，这样基本满足了首长的要求。
资料显示，该款检阅车前后共生产了9辆。
第一任务 1984年10月1日上午10时，在庆祝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上，**主席邓**和国庆首都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分别乘坐CA770JY新型检阅车，对我国海、陆、空、二炮等诸兵种进行了检阅。这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片断被永久地铭刻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国庆阅兵”上。
可是却鲜有人注意到，这款具有防弹功能的活动篷检阅车是在红旗轿车停产3年的背景下制造出来的。
红旗停产有段辛酸史，1981年5月14日，在红旗三排座轿车生产进入16个年头之际，当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如下这些文字：“红旗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1981年）6月起停止生产——吕彦斌至今还保留着这份《人民日报》。
关于红旗停产的详细情节是另外一个故事，在此不做详细阐述。接下来将红旗历史串联起来的故事是——原一汽第一副厂长赫世跃在回忆文章里写道，1983年9月28日，田纪云副总理按照总书记**邦的指示，向中汽公司下达了1984年国庆节前生产一批红旗检阅车的任务。
24天后，田纪云副总理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主持召开生产活动篷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汇报会时说，活动篷检阅车可以立即动手搞……红旗车改造和研制第二代红旗这个路子我是赞成的，我们这么个大国总得要搞一些轿车，自己总得搞一些王牌。红旗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
这年12月2日，中汽公司给一汽正式下达了红旗敞篷检阅车的任务，他们在文件中特别标注：这是迎接建国35周年的第一任务。
对一汽人而言，这注定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检阅车要有自动升降活动篷，活动篷收落后要落入后行李箱指定空间，不能外露太多，以保持外形美观；其次，要有自动升降底板以调整检阅时检阅者之间的高度；第三，要有防护性，自动升降活动篷结构与防护性密切相关，在设计时要考虑防护的可能性。
客观而言，一汽人对上述诸项要求既无感性认识，又无相关技术资料。他们手上惟一掌握的，就是在中汽公司的帮助下拿到的一些国外广告的图片和有关改装厂概况，对于核心技术基本上无从谈起。
怎么办？一汽决定多管齐下。1984年1月2日，他们成立了检阅车领导小组，组建专用车车间，同时将主要项目落实到专人，组织红旗采购小组赴美采购防弹布，订购活动篷结构，向英国史密斯液压件厂订购活动篷动力装置。
3月22日，范恒光召开检阅车专项会议，明确表示要攻下单动式篷结构。承担该任务的助理工程师董仪卿，曾试图在国内寻找奔驰600半篷结构式样车，未果；也曾试图向国外订货，终因其结构不适用，国外是9连杆式，而红旗检阅车活动篷设计为14连杆式，又未果。
在之后的半个月里，董仪卿以厂为家，绘制完成100多张图纸。后又与车间主任王明山、经验丰富的钣金工王景尧组成三结合突击小组，经过多次试制后终于试验成功，啃下了电动活动篷结构这块硬骨头。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款具有防弹功能的活动篷检阅车。防弹车项目始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项目领导小组由中央五部委一机部、五机部、冶金部、建材部和中央警卫局构成。项目的具体承担者是时任一汽轿车分厂技术副厂长的李中康，他被指定为该车的总设计师和制造负责人。
今年9月，李中康在接受《汽车商业评论》的采访时回忆，防弹保险车的样车有两个：一是原苏联的吉斯；一是捷克的斯柯达。保险车外形采用CA770外形，在试制过程中遇到了三个难题，一是前后多层复合防弹风挡玻璃，样车是老式的平面玻璃，必须用曲面，经多次与建材部的建材研究院沟通和无数次的试制，终于按时完成。二是装甲钢板，与包头617厂共同设计试制而成。
第三个难点是全新大V8发动机。据负责发动机的杨建中回忆，防弹车自重5.5吨，300匹马力，550牛米，要求能够在四挡直接爬13度坡。如此重的车，外型和机舱位还得跟三排坐一样，否则就不能保密。
接到任务后，杨建中一天24小时全都搭在试验室里，分析怎么改进发动机。为解决大功率发动机问题，革委会还专门批准他去北京中南海，参考林彪副统帅的座驾，彼时他开的是美国凯迪拉克。
针对燃烧问题和功率问题，杨建中采用万能办法解决，如铸件，用铁将其焊接起来，再进行测试。这样过了约1个月，发动机性能试验一举成功，马力达到320匹。1967年4月的一天，凌晨4点多，发动机试制成功的消息传来时，杨却累得趴在试验场外的椅子上睡着了。1969年4月第一辆红旗防弹车终于试制成功。
如何在防弹车基础上试制检阅车？范恒光说，当时一汽讨论了种种方案，最终采用把红旗防弹车增开一个活动天窗的办法——活动天窗也有防弹层，检阅者可以通过电动操纵钮进行开闭。在试制时，他们又考虑到邓**同志个子较矮的特殊情况，决定在其站立的底板处增加了两块能升降的活动装置。
接下来就进展神速，1984年6月4日两辆商品车846号、854号重新解体检查；6月7日11种保安件进行磁力探伤；6月12日完成以每小时10公里连续走合1.5小时的超低速行驶试验。
250多个日日夜夜之后，当年8月20日，两辆活动篷检阅车终于装配完毕。一汽人又用5天时间对其进行路试，后由赫世跃和崔洪松带队，组织专业设计师及汽车调整、电气、缝纫、钣金等工种25人于9月3日将检阅车送往北京。
当年的国庆仪式上，出现了前文提及的一幕。
又15年后，在国庆50周年大典时，江**乘坐检阅车检阅了三军。“江总书记乘坐的仍是原来的红旗防弹车，只不过加了个天窗。”杨建中向《汽车商业评论》补充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