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河北宽城封杀英雄60年冤杀祖孙四大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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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4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传出,燕赵大地上的无数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不久,即2
2015年7月24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传出,燕赵大地上的无数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不久,即2015年10月14日,据河北省纪委消息:经河北省委批准,承德市市委书记郑雪碧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6年4月16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面对诸如此类的官场地震,舆情一次次地沸腾起来。尤其是身在燕赵大地的干部群众,更是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央的“铁血反腐”点赞又点赞。
在日前的走访中,河北省承德市宽城县教育系统退休干部蒋少芳直言道:“周本顺、张越和郑雪碧之流,被党纪国法查办,说明习主席和中央反腐的决心很大、信心很大,力度很大,而且反腐成效也很大。作为一个出身革命家庭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跟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做殊死斗争者,我举双手赞成。完全可以说,习主席和中央这次顺应民意,掀起的风暴式反腐,真是‘铁血反腐’,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不过,实话实说,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相当复杂,所以,无论是河北省,还是承德市、宽城县,至今还存在很多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为数不少的问题都是直接关乎群众的合法切身利益的。”
据查证,蒋少芳作为中国民间反腐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独胆英雄”,几十年来,一直坚信邪不压正,一直坚信中央和国家的反腐铁拳终将会把“老虎”、“苍蝇”全部绳之以法。所以,她的依法维权虽然一再受挫,甚至其本人和家人都无数次地遭遇灭顶之灾,但蒋少芳正像习近平所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譬如,举报、控诉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项志国、王继全、任玉成三局长非法倒卖土地、渎职造假瞒报、贪赃卖法伪造大批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执法害民胡作非为谋害人民教师刑事犯罪的,被不少知情者称为真相“揭秘”。
上述成绩可圈可点,另外的问题是:在高层强力反腐的斗争中,民间反腐究竟会走向哪一步?民间反腐或投诉人的安全问题又该如何保障。这都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焦点。蒋少芳事件,或为该判断增添了一个新的注脚。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天地正气,浩然不息。青天明日,英灵不昧。

举报河北宽城封杀英雄60年冤杀祖孙四大公案——河北民间反腐“战士”蒋少芳的实名举报之一

【作者提示】天地正气,浩然不息。青天明日,英灵不昧。这是我此刻的真实心境。父亲临终时遗嘱“把我的尸体推到宽城县政府大院……”字字犹在。为此,我呼吁,我恳求,我申诉——不能再继续冤枉一个为救出11名工农干部而家破人亡的党外人士,纠正针对蒋玉亭长达半个世纪的冤假错案,恢复他的清白。依法还给蒋玉亭及其亲属子女一个公道和赔偿。

我是河北省宽城县人蒋少芳,今年74岁。1947年12月,中共青平县11名工农干部被捕。病中的父亲蒋玉亭急速联络刘贯一、王文化、王文阁、杨雨亭, 5人联名取保,救下被捕的11名工农干部。但此举却被土匪家族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陷害。1958年,我的家庭成份被改为“富农”。反右时期,14岁的我则不明不白成了全国年龄最小的“正宗右派”。1963年,他们又取消我大学录取资格,在农村不知所以的当了22年政治犯。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和被营救的工农会共产党干部,都被冠以“叛徒”、“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而长期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我父母就是遭谋杀(拟判死刑)冤害26年含恨惨死,死不瞑目,留下这血案纪实,以待青天明日之时,昭雪冤仇。

一、峥嵘岁月
   我的故乡是河北省宽城县三异景九虎岭村。父亲青年时代就在缸窑沟从事陶瓷业生产。外祖父李子宪曾是工商会长,经营陶瓷业。起初父亲在李家窑经营产销及技术处理。外祖父病故后,家庭矛盾纷起,景况日渐衰落,他就离开李家窑。1943年,他领东粮行资本,又租借一处窑厂,自己又建设一座瓷货窑,开办“协和瓷厂”。
抗日战争时期,九虎岭村是地下党开展抗日活动的根据地。我家爷爷蒋庆余是塌山区长,1943年在菜园子沟被捕,壮烈牺牲。宽城区主任李清林(原名石秉会),区长何介芝都是我家至亲,因此,父亲在抗战初期就参加革命组织。在缸窑沟经营窑业的十几年,他已成为工商界较有名气的人。这一时期,父亲与老亮子区长韩吉云,地下党人苗得雨,特别是开发青平县妇联主任李治国,交谊甚厚,在深山密林里秘密集会,传递情报,那时又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李治国是在1947年,青龙赵福臣反共时悲壮牺牲。父亲缅怀这位女烈士,是她赠给《共产党宣言》和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宣传册子,并说这些书使他一生受益。———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前因后果。
父亲经常接受任务,联系工商界大户,募捐款物,济助抗日组织。父亲被宽城区委任作民政主任和调节主任,曾协助李少先同志召开抗日除奸大会,处决汉奸,父亲因此负伤。1945年宽城解放。这年冬季,父亲去外地疗养。先去东北锦州医院,又到北京协和医院,后来转到平泉“存仁堂”治疗。
1947年春季,宽城各地开展土改运动。工矿区建立工会组织,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宽城缸窑沟村工会、农会查封所有工厂、煤矿、商家企业,我家的“协和瓷厂”也被封没。
1946年我姐姐参军,先是在地方参加土改,后随部队南去。父亲去外地治病,战乱间失掉联系。在缸窑沟我母女无依无靠无法生活,就回故乡,租住王树丰家间半茅草房,耕种村边三亩坡地。这年秋后,故乡开始土改,我家的谷穗和几件衣物,又被九虎岭村农会抄走了。
时值寒冬,母亲带着4岁女童的我,各地流浪乞讨熬着饥寒交迫的时光。天寒地冻,我娘俩身无棉衣,险些冻死。后来听说父亲在平泉,我娘俩就一路讨饭去找他。当时平泉是敌占区,党坝设有哨卡。过党坝哨卡搜身时,我们除身上破烂衣服,还有我玩的木线骨碌,此外别无他物,这才得以放行。
果然,在平泉找到父亲。他从故衣市场买了两套旧被褥,一张饭桌,三副碗筷,借住天主教堂一间屋子栖身,总算有了个家,尽管如此清苦。
二、血案纪实那时宽城虽然已经解放,但土匪还乡团活动猖獗。大队长是张其昌,下分几个中队,大队总部设在敌占区平泉。这群土匪经常出没平泉、宽城境域烧杀抢掠。
1947年腊月初的一个夜晚,缸窑沟村工会、农会干部在青平县委组织下秘密集会,此事被告密。土匪平泉总部派中队长张义信带领百余名匪徒连夜抄袭会址:首先,从窗外开枪打死葛洪泽(开发青平县主任,当时青龙、宽城、平泉三县为青平县),第二枪击碎油灯,然后以扔手榴弹威胁,到会十名工农会干部全部被捕。
那年月,连年大旱,缺粮少米,家家忍饥挨饿,这群匪兵又抢走缸窑沟村粮食和骡马,几乎空村,损失惨重。匪兵绑架这十名工农会村干,走山路顺大前坡峪回平泉,途经满杖子村时,又抓去一名农会主席,名字不详。这十一名工农会干部是:
缸窑沟村长:闫成仁(中共党员)
缸窑沟工会主任:王树忠(中共党员)
缸窑沟农会主任:王成章(中共党员)
煤矿经理:王德(与王成章是父子关系)
瓷厂工人:姚占有、孙志、王文选、王树起、王树春、姜耀庭
大前坡峪满杖子村农会主席 佟**
这十一名工农会干部羁押在平泉水泉处,准备以穿杨树处死。逃亡到平泉的缸窑沟资本家姜伯宇、丁永发得知此信,认为喜从天降,趁机报复,用点心匣子装满东北流通券贿使张其昌从速处死这十一名工农会村干。丁永发的母亲在炕上祷告上帝,得意忘形,磕头时掀到地中央,差点摔死。——这事流传至今。
我父亲在病中得到闫文才告知此情,深知这些人处境险恶,难于虎口逃生。他急速联络刘贯一、王文化、王文阁、杨雨亭,共5人联名取保。这几个人都是宽城人和宽城亲属。
我父亲多次亲自出面与张其昌交涉,要求释放厂矿工人,不要妄杀无辜。张其昌与我家是祖辈亲戚关系。他说放人可以,但要钱,要枪。枪是无处买,也不能买。但是为了这十一位同志的生命,这几位同仁都捐献了一些钱款,其余部分等放人之后再筹措。
父亲回忆说,那是个阴沉沉的落雪天,他乘马车去水泉羁押处,是他亲手拧开他们身上的铁丝和绳索。当父亲告诉他们可以平安回家了,这些同志感动的泪水涟涟,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能活着回去,认定必死无疑。更不曾想到营救他们的人是蒋玉亭。
时局突变,为期不久,约一个多月,平泉解放了。这群匪兵在逃亡秦皇岛途中被解放军击溃,张其昌战死在玉言口。
这些村干获释后,父亲给他们借钱安置住处或作小生意,抓时机找人护送回宽城解放区。回宽城后,这些村干原职原任。建国后五十余年,在不同岗位工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效命一生。这里特别说明,其实不必说明,从被捕到释放,没有任何变节行为,没有暴露党籍。
一九五二年全国肃反运动时,在瀑河畔开万人大会,处决枪杀葛洪泽烈士的土匪中队长张义信。报复谋害十一位被捕的工农会村干的反动资本家姜伯宇,被判无期徒刑,押死在狱中。这似乎功罪分明,而这起震惊青平县(青龙、平泉、宽城)的惊魂血案,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三、报复陷害与政治谋杀建国后四十余年内,宽城土匪家族,及土改时逃亡敌占区平泉的地、富、资本家和黑恶反动势力,一直仇视、怀恨我家,伺机报复陷害。欺凌恐吓伤害是小事,接连制造数起政治谋杀案。1958年,我发现家庭成份被改为“富农”。反右时期,我14岁的中学生,不明不白成了全国年龄最小的“正宗右派”。1963年,取消我大学录取资格,在农村不知所以的当了22年政治犯。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和被营救的工农会共产党干部,都被冠以“叛徒”、“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而长期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我父亲就是遭谋杀(拟判死刑)冤害26年含恨惨死,死不瞑目,留下这血案纪实,以待青天明日之时,昭雪冤仇。
1948年1月平泉解放。1949年春季,我家迁居回宽城。宽城西街村有我家两间茅草房,1945年瀑河发洪水被河沙埋没。我父亲起房内淤泥,开河荒一亩多在这里定居。后来又租种半亩坡地,也无法维持生活。一天吃一顿红高粱粥,还有时断顿,求借无门,父亲一气去东北谋生。
1952年拉两峰骆驼,以运瓷货、煤得薄利为生。1953年春,经苗得雨(地下党,任承德地区运输站股长)介绍,加入承德地区兴隆县运输站。从此,父亲在承德地区、兴隆县国营运输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带领他的骆驼队,在兴隆县深山老区从事运输事业17年!他是兴隆县运输站骆驼队队长,他辛苦效力,为兴隆县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上个世纪60年代初,“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时,中央电视台在兴隆县雾灵山建备战电视台。山高无路,冰雪封山,硬蹄骡马上不去,更不能负重,此一战备任务是我父亲骆驼队完成建材设备运送。人员都是经过军事审查。兴隆县是深山老区,山高路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大雪封山,而乡村的山货、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十几个矿区、工厂冬春季的米面油粮等等全靠300多峰骆驼山上山下奔忙。有时还是父亲自己出资开山、铺路,驼铃叮当,从1953年到1978年。
1968年秋,父亲回宽城换季。那时“文革”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这十一位被父亲营救生还的共产党干部被当作“叛徒”遭革命群众揪斗,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子女限制参军和升学。我向父亲建议,把父亲营救事实向宽城县委说明白,讲清楚,可以解除这十几位共产党干部的不白之冤。
我把1947年腊月青平县宽城血案,父亲在敌占区平泉营救十一位共产党工农会村干的史实资证材料交给了西街村的党支部书记张满,张满把这份材料扣压下,并与土匪家族(杨万山伪甲长,长子杨玉龙是土匪中队长,平泉解放战死玉言口;次子杨玉臣是土匪有血债畏罪自杀;三子杨玉印给张其昌看守武器库)杨玉柱等合谋伪造父亲是国民党特务,逃亡平泉,并以“历史反革命份子”罪名,开群众大会,暴力揪斗我父母亲,将他关押拘禁2个多月——一直到谋杀惨死,没回兴隆。(注:杨玉柱保存日本国旗被红卫兵揪斗)
承德地区张立生工作组,一行十五六人,还有宽城县公安局调查组,分别开展调查,为期半年。对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家庭成份(中农),在兴隆县运输等全部调查清楚。并告知我和父亲:“是人民内部矛盾,安心过日子吧。”调查材料“密封存档”交西街村,将来对你们有好处。此“密封存档”调查材料,被张满毁灭一字不存。(村党支部书记张满与土匪杨家是亲戚重亲戚)
1969年宽城县委张惠工作组进驻西街村,(张惠带领工作组人员先到九虎岭老家取证中农成份和父亲营救共产党工农会干部的史实证件)但西街村党支部书记张满与县工作组张惠合谋报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历史反革命”判处蒋玉亭死刑。当我得知此事,与张惠拼死抗争:“是我让父亲见证青平县血案史实,要杀你杀我。我父亲救共产党干部活命无罪!” ( 注:那时宽城县已错杀丁永福、蔡文起、王成理(赴朝志愿军)夫妇点天灯)
父亲的命是保下来,但张满和张惠非法给我父母戴富农分子帽子,伪造“富农” 成份的档案。1972年2月伪造档案被我揭穿后,张满让男女民兵持枪、枪上刺刀列队武装批斗我重病的父亲,让我抱着6个月的儿子陪绑。三个大汉按着父亲,连踢带打。那时,我手中没有冲锋枪,不然,我会让这群野兽全部完蛋!
从此,灭绝人性的迫害、折磨、摧残在这人间地狱上演,揪斗批判没日没夜,没年没节。拳打脚踢开头戏,烈火炙烤,100斤大铁轴压,一场批斗会下来全身棉衣、棉裤都汗水湿透!寒冬腊月,父亲被驱赶着游街示众,须发苍白的老父亲瑟瑟发抖!在灯光场,张惠调武装驻军,荷枪实弹批判我劳苦功高的共产党救命恩人,我功高盖世的苦力老人!你宽城县共产党丧尽天良惨无人道,比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比法西斯还残暴!
几次夜袭抄家,地挖一尺,穷无所有。自制的毛衣、骆驼绒褥子、毛线还有毛缰绳席卷一空。刑法管制,划地为牢。一家老小,饥寒交迫。父亲早晨除厕所淘大粪,挨家挨户收尿;白天修大寨田,耪地,挖果树坑;夜晚十三个生产队轮番批斗,拳打脚踢受酷刑。人妖颠倒的日子,度日如年,人间地狱苦熬数十年!
每年口粮200斤粗粮,扣去50斤粮交村里,我父母就扣去100斤啊!我们用什么活命啊!贫下中农有返销粮,可我父母是“四类份子”,每人2斤的榨糖废料甜萝卜丝都不给啊!
其间,1970年3月,承德地区周司令员在兴隆县处理骆驼国家过渡,人员转工。拍电报要父亲回兴隆过渡,那时我家有7峰骆驼。可是,宽城县委张惠派工作组杨凤山等及西街村羡树春去兴隆运输站,强迫迁出父亲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又从我家外甥郎怀昌手抢走骆驼,拉回宽城。这是让我父亲第一次失职失产失业。
这年五月,宽城县委工作组把我家骆驼送回兴隆县,兴隆县依然坚持让父亲回兴隆。可是宽城县仍然不放人,宁可把7峰骆驼当作一头小猪崽卖掉,而且还非法罚没我家骆驼,700元归西街村作罚没处理。(后我家骆驼在兴隆县运输8年!)这是让我父亲第二次失产失业。 此后,二十多年灭绝人性的谋害,造成他体衰伤残,两次大病住院,为救老父亲活命我债台高筑。而父亲已不能生活自理,左眼失明,脊柱伤残,驻双拐。
1979年全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宽城县委信访科长刘兴找到我和父亲,核实在敌占区营救革命同志的史实。这十一位共产党工农会干部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安置工作,或按离休干部待遇,子女家属也安置就业。
可是,宽城县委张惠等对共产党革命干部救命恩人却恩将仇报。一纸空文欺骗我家三代人,宽城县应按政策将我父亲送回兴隆县,按国家相关法令政策,解决就业,赔偿失产失业失职的工资和各项经济损失(骆驼资产和8年运费);正确评价我父亲对革命事业的功勋和贡献,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可是宽城县委不给两位八旬伤残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蒙冤受害老人一分钱生活出路,残暴无情,这让我这苦难家庭再度绝望!
兴隆县委、统战部、组织部多次派员来宽城慰问我父亲,从1970年——2002年,曾8次要求回收我父亲,并以极高的待遇回报父亲对兴隆的贡献。但宽城县委死死把他扣压在宽城农村。我家的自留地、5口人的口粮田、自家宅院大排水道、特批我教师宅基地都被共产党叛逆张满和土匪家属霸占,我家遭人为水害、水冲水淹28年,房塌墙倒3次。特批宅基地遭张满恶霸团伙暴力干扰破坏,合法建房停工停建28年!直接经济损失300多万元,28年官司至今权属不归,让我家如遭灭顶之灾!
祖孙三代人,上是八旬老父母年迈病残,下有一双弱小儿女啼饥号寒,贫病冤仇,腥风血雨,冤深似海,投诉无门。恨人间无情,呼天地不语。八旬老父母无医无药,风烛残年,气息奄奄,油尽灯灭,相继含恨惨死。父亲临终时遗嘱:把我的尸体推到宽城县政府大院……。这是死难英烈无声的控诉!(时间一九九一年正月初一)
冤深似海,投诉无门。今天,中国已进入全面复兴的阶段,社会已进入文明和法制的时代了。为此,我呼吁,我恳求,我申诉——不能再继续冤枉一个为新中国建设奋斗终生的党外同志,纠正针对蒋玉亭长达半个世纪的冤假错案,恢复他的清白。依法还给蒋玉亭及其亲属子女一个公道和赔偿。愿拥有正能量的党和政府早日决断。
蒋少芳
20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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