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北平和平解放60年
1948年的冬天格外冷。
那时候，我是北平黄城根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离放寒假还有一段时间，一天，上午下课时。班主任胡老师通知我们说：从现在起，停课了，下午不必来学校了，明天也不必来学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uyingguo/桌面/1.JPG 校了，什么时候复课，等待通知。说完，就组织全班同学建立了一个通讯录，把每个学生的家庭住址都抄录下来。如果复课，距离学校最近的人由老师通知，然后由近及远，一个一个地传达下去。当时只有大官或者富商的家里才有电话，也不可能有“公用电话”，全靠学生们的两条腿，组成了这个通讯链条。
每天待在家里。教科书已经背得烂熟于心。我想去学校看看，祖母不让我走出院门，说是外头很乱。我只能一个人在院子里徘徊，可是院子里种植的花草因为天气严寒早已经枯落，只有两棵夹竹桃树的树叶还保留着些许绿色。
正当我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时，忽然一天上午，有位同学找上门来。我以为是通知复课的。但不是，原来她也是和我一样在家里憋不住了，找我玩儿玩儿。有了伴儿，我就恳求祖母，允许我们去趟学校，祖母看我实在想念学校，就勉强答应，并反复嘱咐我说：“快去快回”。
走进学校的大门，觉得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传达室的老头炳林（事隔60年，我仍然记得他的名字）认识我们，他看见两个小姑娘忽然出现，赶紧走出屋门，叫着我的名字，问：“你们干吗来了？”我们说：“去教室看看”。炳林说：“别去教室！有大兵住着呢！”我和同学面面相觑，之后说：“那我们去院子里看看。”炳林说：“看看就得了，赶紧出来！”我们答应：“好！”就跑进去了。
一进学校的大门，我们先跑到本班教室的门口，隔着窗户往里面看，果然有若干大兵围着火炉取暖，他们都穿着土黄色的棉军装，有一位还笑着向我们招手。我们不敢理会他，赶紧跑开。但见所有的教室里都住着大兵，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跑向操场。操场上也有不少大兵，他们都在干着同一件事情：把教室里的课桌和椅子劈成劈柴。原来教室里的熊熊炉火是用我们的桌椅点燃的。看到了这一幕，我们很生气，不敢久留，立刻遵照炳林的话，离开学校，返回家中。
西黄城根是一条不宽的马路，说它是马路也许不十分确切，因为它不像西四北大街或者西单北大街那样铺上了柏油，它是一条土路，不过经过的行人和车辆却很多。在我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群大学生正站在路边讲演，他们打着一条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反饥饿，反内战”六个大字。我们毕竟太小，听不明白他们在宣讲什么。
以我当时的见识，我只知道学校变成了兵营。学校的大门坐西朝东，隔着西黄城根。面对着北平四中的操场，而四中操场也已经变成了炮兵阵地。我的家离这个炮兵阵地很近，不论白天还是深夜，都能听到从四中操场发出的大炮声：“嘭—一”！“嘭——”！断断续续，没有规律，很是吓人。祖母怕屋子的玻璃窗被震碎，都用纸糊上了“米”字条。天黑后，实行灯火管制，窗户上都挂着又黑又厚的布帘，其实不管制，也总停电，所以几乎每逢晚上，都生活在黑暗之中。
平民百姓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知道，军事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八路”已经打到了北平城外，正把北平团团围住；而国民党的军队，正把北平这座文化古都变成一座大兵营。
每天都听着“嘭”“嘭”的炮声，夜里，偶尔，房顶上还会响起人与人互相追逐的脚步声。听着这些陌生而奇怪的声音，心里着实紧张得很。即使是少年，即使只有11岁，夜晚有时也无法安然入睡。
大人们以往谈论的话题是通货膨胀，贪官们控制的银行里发出来的钱币，一会儿就更换一种，什么“法币”，什么“金圆券”，把老百姓兜里的最后一分钱都搜刮到了他们的口袋里。现在，当“八路军”已经兵临城下时，话题则改成了惴惴不安地互相轻声询问：“这仗，打得起来吗？”“北平有这么多的文化古迹。要是真打起来，不是都会毁于一旦吗？”
全家就在担忧、恐惧与等待的气氛中，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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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元月下旬，又有同学敲门，这次是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要我们每人做一面小旗子，于31日几点钟（事隔60年，几点钟已经忘了）去平安里路口集合（当时的平安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西侧没有马路，与今天的平安大道大不相同），欢迎解放军，他们的部队那天要从西直门进城。
31日那天，我准时来到了平安里，手里举着姑母为我做的旗子，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着看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解放军。马路两边已经站满了举着旗子的人，除了我和同学外，大部分是成年人。过了大约半小时，听见有人喊：“来了！来了！”不一会儿，就看见一队身穿黄色棉军装，肩膀上扛着枪的军人走过来了。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齐声高唱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过去不曾听到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人们都庆幸地说，这仗看来是打不起来了。
我家的亲戚中，有一位神秘人物。从我幼年刚刚学会“听话”的时候起，祖母和姑母就常常谈到他。她们说起他时，声音总是压得很低，愈是如此，我愈是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已经弄明白了他是我的二舅舅。他弃笔从戎时，我刚刚出生，是襁褓中的婴儿。他本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毅然离开故乡，绕过日军的封锁线，去找抗日军队。自从他走后，我们就没有了他的音讯。然而，作为一个孩子，在听了祖母与姑母断断续续的谈论后，心里滋生了对他的敬意。在我举着旗子欢迎解放军的时候，心中怀着朦胧的期待：也许我的舅舅会突然出现。
寒假结束，六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学校正式复课了。一天，我刚上完第一节课，下课铃声还没有响完，炳林就站在教室门口，高声地喊我的名字。我从位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朝他发问：“什么事呀？”炳林很焦急地对我说：“有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腰里别着手枪，后头还跟着两个勤务兵，说是找你，还说是你的亲戚。你有这样的亲戚吗？”
我的脑袋里立刻有不少蒙太奇闪过，然后抬起头来回答炳林：“有。那一定是我舅舅。他在哪儿？”“他在传达室里等你呢，来了好一阵子了。”
我马上三步并作两步地朝着传达室飞奔。
奔进传达室后，果然看见一个个子很高、身材魁梧的军人。他有一张清癯的面孔，细眉细目，看上去很慈祥，一点儿也不威严。他穿着一套黄色的棉布军装，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棉布军帽，跟我几天前去欢迎的解放军士兵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腰带上别着一只手枪，身后还站着两个很年轻的战士。
一看见我走进传达室，这位中年军官就笑眯眯地迎了上来，用他的一双大手拉住我的手，很亲热地叫了一声我的乳名。然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爸爸！”舅舅与父亲青年时代是挚友，他悄悄离开北平时的盘缠，还是爸爸送给他的。我也脱口而出地叫道：“舅舅！”他又惊又喜地问我：“你怎么会认得我？”“我当然认得您。我奶奶，我爸爸，我姑姑，常常说起您。我的亲人里头，只有您一个人是解放军。所以，我一看见您，就知道是我舅舅。”听了这话他很高兴。他让我请了假。拉着我的手，带着两个警卫员，坐上了停在学校门口的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说：“舅舅接你到军区招待所里看看去！”
老西单商场的南侧，有一条胡同，靠近胡同西口，有一个大华饭店（地理位置就是今天的西单购物中心，大华饭店早已被拆除），这座大华饭店是当年解放军刚进城时的华北军区招待所。舅舅住的房间很朴素，陈设简单：一张单人木床，一个写字台，一把软椅，一张用餐的方桌，方桌旁边摆着两把木椅。他在写字台旁边的软椅上坐下，请我坐在方桌旁的木椅上，开始和我说家常。我们谈了很久。之后，他就沉默了。良久，他向门外高声叫道：“勤务员，去食堂打饭，要点好菜，我要请我外甥女吃饭。”饭后，他把我送回了家。
与舅舅见面的前后，我家的院子里住进了二十几位女兵。因为我的家中只住着三个女人：祖母、曾外祖母和我，所以派驻在我家的士兵皆为女性。她们也都穿着黄色的棉军装。整天嘻嘻哈哈，唱唱跳跳，她们告诉祖母说，是宣传队的。她们的队长说一口南方话，面带微笑，管祖母叫“大娘”，管我叫“小鬼”，还经常要帮我们打扫院子，祖母也总是客气地拒绝。住了大约一个月，她们说房子“派”下来了。就向我们告辞。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特别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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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10月1日，那时我已是师大女附中的初一学生。午饭后，老师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盏五角星形的红灯笼。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黄土地面，左右两边各有一面红色的围墙，围墙的样子跟故宫的围墙很像。当天下午，我们一直坐在天安门广场的黄土地上。大典开始时，我们全体起立。大典结束后，我们点燃了手里的红灯笼，从广场走到天安门城楼下。再走回位于辟才胡同的学校。当时还没有理解，我，一个普通的初中学生，竟然有幸亲身参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开国大典。
肖凤，女，北京市人，1937年11月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任教50年，现为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8月被韩国高丽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00年被评为北京市十佳“老电视艺术家”。代表作有：《冰心传》、《庐隐传》、《萧红传》、《肖凤散文选》、《韩国之旅》、《幸福之家》、《文学与爱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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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兵团兵锋直指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及周边地区。平津战役开始。到12月中旬，北平外围国民党守军据点全被拔除，北平城内国民党军队已被重重包围，无路可逃。为保护北平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古都不毁于战火，1949年1月1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将军，敦促他站到人民方面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率部起义，于1月下旬陆续将北平国民党守军开出城外，接受改编。解放军于1月31日开始进入城内，2月3日正式举行了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参加群众30万人，军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54门礼炮轰鸣28响。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最后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历时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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