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走在大街上，与年逾花甲的老人擦肩而过，说不定，是与一段难以名状的遭际擦肩而过。我们屡屡行进在现实与历史的一个个交叉点上，只是我们时常无法体察其意义而已。
本意中的陶，质朴无华，是泥土经过高温修炼而成的，但性坚而脆，经不起摔打。 本文中的志愿军战士陶，却敢爱敢恨，与恶运作着不屈不挠的抗争，其精神在逆境中焕发着乐观向上的光辉，令人感佩。可以说，陶这样的女性，比《牧马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文艺作品中的女性，更有人格魅力，更有进步意义。
或许，正是一个这样的母亲与妻子，温暖了整个民族的心，度过了一个个几近危亡的岁月……由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时下竞争的时代，比往昔斗争的时代，来得温和些，容易让人承受一些。大而言之，和平与发展，是合乎人心的时代潮流。
离开杭州四十八年，我从大西北回来。十岁没了母亲，我跟着大姐生活在杭州。1951年读杭高时，父亲在北京铁道部任上去世。毕业后我报考北师大，是因为父亲的亡灵在那边。那年，我和考上北医的杭高女友D，登上北去的列车。毕竟是首都，权力中心和博大深厚的文化积淀相融，很让成为骄子的年轻人有海阔天空的感觉。伟人说过，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是校“三好生”，担任班长。记得我们准备被保送留学的同学，还在长城上留下春风得意的照片。可是生活哪里会只有春天？因为女友D的家庭成分，组织上多次找我谈话，晓之以理却不喻之以情的气氛一次比一次严肃。一位老资格的领导警告说：“这是个立场问题，你想受处分还是平安做人呢？”终于，我发出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绝交信。D的回函很简单：“祝你前程远大一路平安！”泪迹斑斑。大四那年，北京大鸣大放。按上级布置，我组织同学们鸣放。反右深入，我却成了右派。多年来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成为“铁证”。大概是原罪心理吧，我认了。毕业时居然把我和那些政治上红的同学，分配到上海市文教局。但我高兴不起来的原因是，有人因为我而不安耽了。我成了罪人，同学们就像现在回避艾滋病患者一样离开我。只有我大学里的女友Z，在那凄惶孤独的日子里呵护着我。她是上海人，没有分配回上海，而是到武汉，又下放到农场，原因是“立场不坚定”。上海市政府安排我们住最豪华的国际饭店，各个大学很快把同学们领走了，惟独没人睬我。于是我识相地找文教局，搬到一个中专学校的临时招待所安身。前途茫茫又不敢回杭州，就帮招待所食堂打杂。暑假一过，我的组织关系也就落在这家上海第一速成师范，管理图书。校团委有个姑娘姓陶，是志愿军文工团转业来的，能歌善舞，长得漂亮，常来借书也就相识了。往来一多，我就小心翼翼。我说我在受批判。她说她也受批判，爱穿花裙爱打蝴蝶结，是“小资思想”。我说我是右派。她说她上过前线是“最可爱的人”，正负得零。上海整风反右如火如荼，好像有千百只眼睛监视我，犹如芒刺在背。一天晚上偶尔与陶去看场电影，散场后遇到大雨，就合乘一辆三轮回校。被人看见了，汇报以后，马上开了批判会。我是“翻天”，她是“阶级立场不稳”。会后她马上来图书馆，笑嘻嘻说：“瞧，我是主批，你是陪陪的。”我不敢也不能迎合她炽烈的目光。刹那间我很想离开这里，为了不夹着尾巴做人，更为了陶的安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悲哀的事。我和Z在分手时商定，每月发工资，我给她在上海的母亲送去二十元，她也给我武汉的二姐送十元。我每月送钱，Z母亲都是热情接待，常常留饭和聊天。有一天，Z母亲突然避而不见我了，改由阿姨出面，而阿姨阴沉着脸不说话也不让座。我放下钱就走，我明白Z母亲终于知道了我是右派，而且牵连了她的女儿。街上人来人往，我还是任泪水满脸流淌。正好政府号召支援边区，不管是何方圣地，我毫不犹豫报了名。远远离开Z和陶，也求得自己心灵的平静。对谁都不说。陶终于来质问我。我破例和她长谈了一次，关于右派，关于D和Z，关于她该有的光明前程。“你想受处分还是平安做人呢？”最后我说。她跳起来一言不发走了。没想到，她干脆也去报了名。离开上海是10月小阳春，但火车到了兰州竟飘起了雪花。快到银川，看到大片的荒原和野地上的坟堆，悲戚的心里浮起一种欣慰：我可以在这里平安终老了。宁夏刚成立自治区，支宁人员大多和我一样，没资格参加庆祝大会，而是住芦苇棚，修筑老城到新城的公路。路修完，我和陶分配到中宁县，我在鸣沙公社中学任教，陶去隔壁公社“下放劳动”。学校只有七名教职员工，教师除我外，来自北大、武大、民族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同样地年轻同样地境遇。学校小、课程全，我还兼音体美课。千方百计搞来一台破钢琴，已经很神气了。我们都不会弹，逢音乐课就把陶接来，她弹，我教乐理视唱。我常去探望她，这位大城市小姐来穷乡僻壤扛锄头，是我的错，我有责任保护她。哪知道她早和村里人融成一片，房东夫妇待她如亲闺女。劳动一年后，她分配到黄河边的小学里教书。1959年我摘帽，才有胆量和她举行“无产者”的婚礼。经过“革命”的洗礼，她已顾不上花衣服和蝴蝶结了，但依然对什么都不在乎。泥屋里的艰辛日子无法言说，歉疚的我想，能生存下去就算是平安了。婚后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县老爷不开仓救人，反而虚报产量，向农民强索公粮，饿死不少人。县长祁某人杀了妻子，却称有人要杀他而误杀的。加上他管内饿死人，两罪并处，政府将他毙了。我不明白他这样觉悟高的人为什么不好好过日子。学校管伙食的卷了粮票逃走了，大家没饭吃，有学生和农民逃往新疆和苏联。我们忍着饥饿，在贫瘠的沙地上试种蔬果，采集野菜。周六陶回来，把缺油少盐的野菜往口中塞。1962年儿子出世，因为宁夏满目是沙，所以取名“沙沙”。他采撷了我俩的优点，白皙漂亮，和西北出生的孩子全不一样，马上成了县城小名人，陶很得意自己的杰作。我默然，不肯再要孩子。我这个家，多一口人多一份担忧。“文革”紧跟着“四清”开始了，那儿的教师都要被斗一遍。陶蹦起来喊：“我打美帝的时候，你们躲哪？”她成了红卫兵造反派惟一不敢碰的人。敲锣游街批斗戴高帽，我样样有份。每次都有一批身材高大的学生押着我，喊口号很积极，可要动武时，他们就紧紧护着我。陶每次都跟着，完了就上来说：“走，回家去！”到家还唱西欧小夜曲给我解闷。别人也没办法，因为她在当地很有名气，除能歌善舞长得标致外，还有个外号“惹不起”。结婚那年夏天，她穿了一条当地人没见过的女人穿的裙子，和我去买西瓜。瓜田里的第一个摊主，不肯卖也不说原因，只怪异地笑笑。第二个摊主不卖也笑笑，第三第四摊都这样。我说算了，她可不依，一路咋咋呼呼问下去。最后一摊是我学生袁汉民的瓜，他卖了，还告诉说，人家不卖是因为说陶老师没穿裤子。陶一下子火了，跑到前面摊位一撩裙子叫道：“谁说没穿裤子？混蛋东西！”瓜农们吓得灰溜溜的。
这事小县城传开了，说陶老师厉害，又能干又胆大，“惹不起！”陶问我这绰号是褒是贬？我说无所谓褒贬，做人还是悄悄地好，安耽。揪斗升级，几派相斗都要开我的批斗大会。在大街上，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在这里生活了八年，一个北京来的大右派没人识得，都说“来看批陶老师男人的”、“批沙沙爸爸的”。
可是有一个疯婆子很认得我。疯婆子是军阀马鸿逵手下军需官的小老婆，军需官逃走就抛下她守着一个儿子过日子。后来儿子被人拐走她就疯了，在街上向人讨钱讨烟，当时她约四十岁。我常给她点钱和烟，陶也给她衣服鞋子什么的。每当揪斗我时，疯婆子总会出现。别人喊“打倒”，她就尖着嗓子喊：“×老师是好人！×老师是好人！”对批斗，我已经麻木了，听到疯婆子的喊叫，我的鼻子会发酸，却不担心她是否会因此受苦。有斗死人和自杀的事件发生了，红色暴力越来越厉害。为了陶和孩子我不敢死。突然贫宣队头头带了一帮农民造反派冲进来，把我从红卫兵手上绑了去，说某生产大队老地主畏罪自杀，革命没了目标，要揪我去当靶子。陶赶来要我挺住，我心一横，脱口而说：“管好沙沙，别让儿子给人拐了。”
陶一愣，说：“胡话！明天我就找他们要人。”可是这次没到批斗会场，而是直接进了大队书记家“关押”。炕上摆一桌细粮让我吃，然后拿来颜料笔墨，让我画炕、画忠字台和毛主席像。这家去了那家进，这大队画完那大队来揪，后来公社造反派也来勒令去画巨幅“毛主席去安源”。
在这段风暴中心安静的日子里，我才真正领悟北师大那位老资格领导的警告。终于传来全县教师要集中搞运动的消息，贫宣队抢先一步押我去农场“改造”。所谓农场，是偏远山坳里一块土豆地，就我一个人，住一个土堡。这里山不高，狼多树多，杂草丛生，找不到人说话。
一天下午，我想看看环境，走着走着天黑下来迷路了。我到处摸索不敢叫，命贱不值钱，喂狼却不甘心。突然，前方有灯光闪动，连滚带爬摸过去，发现山腰上有个洞窟。走进去，见到一个衣服褴褛的老人，嗓音却很脆嫩———原来是个女人，怕歹徒才剃发装男人的。她因为成分高，和父亲躲在山上放羊，有时父亲走远了，就一个人住在洞里。都是沦落人，她比我还苦。我在洞口草堆上睡觉，半夜被一股浓重的腥味熏醒。狼！星光下分明有两只狼在身边打转，我吓得不敢呼吸，好久好久狼才离去，我摸块石头坐到天亮。
那女人知道后真诚地说：“老天爷保佑好人哩！”我说：“俺这些薄命人，狼都嫌了。”
过了几天，我给她送一些灯油和土豆去，洞里已没人了，我只得默默祈祷她父女俩平安无事。我已像个野人。陶吵着要来看我，让贫宣队劝阻了，只让五岁的儿子来，那天沙沙背着拖地的书包，在坡上大喊“爸爸！”连滚带爬冲下来，我扑过去紧搂着他，父子俩哭成一团。
从来没给儿子买过玩具，我用水灌鼠洞，逮当地特有的黄鼠拴上绳子让他玩，山坳里都是他充满生命力的笑声。我打开书包，里面是馒头和菜，还有一张报纸。陶用红线画出大标题“复课闹革命”，旁边还写了几个字：“请阅，我等你平安回来！”果然，几个月后，我被调到离县最远的白马公社新办中学搞规划。我闷着头，规划设计施工一人干。第二年，漂亮的校舍立起来了，小小地轰动了一下子。但我没有成就感，只求安静地过日子。可是林彪猝死批林批孔时，又把我揪出来斗，是“死不改悔的林彪余孽”。陶赶到县城责问领导，为什么当教师就是挨斗的靶子？不干了！
没多久，县建筑队扩编成公司，要人，一纸调令让我去报到。正好自治区有一套化肥厂设备要分配，所有的县争着要。中宁县头头决定先造厂房再争，作为政治任务交给县建公司。我一听“政治”两字就打寒战，设计施工和大家一起拼命。一年不回家，终于争来设备，安装，一次试车成功。人家那叫干劲，我是怕批斗求平安，结果躺进医院。领导们一高兴，封我个公司经理当当。陶见我不顾家，就凭厚实的英语底子，从公社小学调县中教外语，好照顾我，也怕我出什么事。我这个积极是被逼的。上下几百口人要工资养家糊口，怎敢懈怠？我的“右派帽子”还拿在人家手里哩，谁瞪眼我就得老老实实。我像一匹被鞭猛抽的马，四处撒蹄子创工程——油田、水泥厂、银行、剧院……玩命！打垮四人帮的年头，突然收到Z的信，她是辗转打听到我地址的。她说她在广州某大学教书；她说她母亲当年不见我，是因为突然打成“现反”被关押了；她说她等我到“文革”才结的婚；又问我现在活得怎么样，顺祝大安。
我一遍遍读着信，第一次问自己，我活得怎样，是命呢，还是生活本身就这么无序？市场经济变革，公司里许多人下海，赚了发了。他们都来拉我，我敢吗？虽然六十二元工资，穷得让我安静，但包工程内里的那些手脚，让我害怕进退两难。正彷徨的时候，传来两个消息。自治区让我去筹备建工学院，同时某大学要我去水利系任教。陶很干脆地说，本就一个书生，安安分分教书去吧。尽管县里不同意，我还是去某大学报到了。搬进了教授楼，也将陶调进了附中，我想该尽一个男子对妻儿的责任了。可是外乱刚息，内患却来了。
长年压抑艰辛的日子，陶的身体垮了。送进手术室前，陶拉着我的手轻轻说：“万一我在台上下不来，要把我的骨灰撒在鸭绿江、长江、黄河里，那都是我工作过的地方。”
我凝噎无语，儿子哭着点头。手术顶过来了，陶的体质每况愈下，视力也几乎要失明了。那年学期末，带学生去长江上游考察水利，在一个庄子里看到一对精致的藤椅。陶躺上去晒太阳肯定挺舒服的，不假考虑就买了。一路上都是学生帮着背。到四川万县，考察结束学生四散回家，我扛着庞然大物走不了几十米路，只能割爱。找到农贸市场原价出售。等到下午才有个半老头过来，不还价要了，条件是让我背到他家里。一路上我喘着气说这椅的来历，半老头一听瞪大了眼，原来您是教授！赶紧和我一起抬，到家让座端茶很客气，临走还加十元钱给我。回去后给陶说了这事，陶说历来尊师是传统美德，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年来当老师难得有安静的日子。1994年我退休，一批经过政治洗礼的专家教授纵论“国是”，越谈热度越升。于是每人出一千元，成立“小康在世工程研究所”，拿出不少项目，有的达国际水平。上项目的钱呢？私人娱乐城很方便可从银行贷到两千五百万，我们费尽心机只有八万。我和李教授决定南下当打工佬去赚。
病中的陶说，去吧，你们这些人总也不会安耽。Z在广州替我安排了三所大学做兼职教师，疲于奔命四年，赚的钱扣除生活费和房租，最后一场大病全给了医院。儿子赶来接我回宁夏。李教授还在惨淡经营，留守“小康”的教授们，有的老去，有的种苹果，有的指导人家养牛。我的初恋D，是某军医大教授，著名肝病专家。“文革”后联系上了，她给我来信说：健康为重，平安是福！一事无成回宁夏不久，陶猝然心脏病发，没留下片言只语就走了，走得突然，就像她大无畏的性格。
开追悼会那天，她的一位同事阴着脸对我说，陶老师要不是跟你，绝不仅仅当个中学教员，绝不仅仅只活六十三岁！退休后我迷上了风筝，几根细细的篾扎成骨架，覆上轻质纸，涂上色，就可以乘风到天空。
大姐说我像风筝，线的另一端总让别人攥着，可以把我送得很高，也可以使我栽下来，就这么飘啊飘啊的。可谁不是这样的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5 20:20:39编辑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