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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秋天，我升入初中，被分配到初一（四）班，班主任就是任善营老师。他是本县恩和乡朱台村人士，据说家庭成份是地主。在“文革”年月里长大的我尽管啥也不懂，阶级斗争的弦绷却得很紧，对这位地主成份的老师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这种心理一直使我对任老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膜，这种隔膜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我也当上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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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师是教数学的。他的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教得极好。我敢说，我后来上高中在数学方面一直都很过硬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任老师给我打下了较深的基础。任老师上中等的个儿，身体很瘦，头发稀少，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颧骨很高。他讲课时语言较生动，说话特讲究抑扬顿挫，高兴时眉飞色舞，发火时咬牙切齿，而且一咬牙腮帮子的两个疙瘩上下移动,很有魅力。他家一直在农村，每到星期六下午都要回到十几里以外的乡下去照顾家庭，做一些农活，到星期天下午再赶回县城的学校，来回几十里路。虽然他很忙也很累，但极少因为家里的事误我们的课。任老师待学生很严厉，尤其是对我们几个较为调皮的小家伙，可以说是极少给笑脸的。我们也极怕他，同年级的老师都说我们是老鼠，任老师是猫。有这样一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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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77年秋天，虽然“四人帮”已打倒，但全国在“文革”的余温下仍发着低烧。班里组织学农劳动，已是初二学生的我们被带到学校附近的村里给枸杞园翻地。我在又饿又累时发了句“这些活不如等我们毕业了再来干”的牢骚。加之另一位同学也随着念了一首“学校的活，慢慢磨，干得多了划不着，宁栽盹，别睡着。睡着招大祸”的民谣，这些话就今天看来不过牢骚和戏言而已。我们一向很严厉的任老师得到报告后，立即组织班里召开专题批斗会。会上，任老师沉着铁青的脸，咬牙切齿的训斥我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毁我长城！”随后，组织全班同学结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撰写批判稿，并在教室后墙的大批判专栏里张贴了十几篇写的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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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就这样留在了我14岁的记忆里，以至于今天还历历在目。我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多年不肯原谅他。现在想来，不过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任老师的具体家庭出身使然。如果他的家庭是世代贫农，可能这并不是啥事，顶多批评几句。就因为自己出身是地主，班里又出了这种“反革命谬论”，他不批斗担心惹火烧身，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吧。其实我从心里早已原谅了任老师，而且还常常对他精湛的教技心存谢意，但因为工作上的事多，且他又早已调回乡里的中学任教，多年未曾见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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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回到家乡，和一位同学聊起来，同学告诉我，任老师后来一直情况不好。一方面是半农半城的家庭结构使他经济拮据，另一方面他年轻时身体一直不好又积劳成疾，情况一直不太好。我不知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但在远方的我经常想起任老师,尤其是我给儿子辅导数学时。古语道，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条件报答任老师的师恩，写下这篇文字也算是聊以尉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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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任老师能读到。[e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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