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上旬，山西省检察院反贪局接到翼城数位干部联名举报：中共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在2003年后半年到2004年上半年的数次干部调整过程中，卖官索贿，数额巨大，希望检察机关迅速立案查处。5月27日，办案人员对武保安在临汾和翼城的4处办公、住宿地点进行搜查，共查获780多万元人民币、8万余元美金的现金和存款。初步侦查表明，武保安受贿金额达118万元，有570万财产来源不明。 （4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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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在任8个月时间内就能创下如此“劣迹”，也足够令人吃惊的；然而，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句话，多次被武保安及其妻子感慨万端地提起。那么，当书记与当县长有啥不一样？
在权利上有天壤之距。在翼城县委常委会会议记录中，在武保安主持会议研究干部问题时，会议无不是“一言堂”。几位县委常委们都提出过与书记不同的意见，但可惜的是，最后形成的决议仍然是武保安坚持的意见，多数人竟然阻止不了一个人。久而久之，下属们对权力争先恐后的附和和无原则的盲从，这对武保安肆意弄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据武保安妻子多次交代：老武当县长的时候，来看望的人很少，送的钱数额也不大，多数都是烟酒什么的。自从当了书记后，来的人也多了，送钱数额也明显大了——当书记与当县长相比，权力可以发挥得无拘无束，因此附生的利益也发生“井喷”。
在后果上有人妖之别。据翼城县委的干部说，武保安在担任县长期间工作魄力很大，为人也很随和。临汾市委沉痛地反思时也承认：在对武保安的使用上，看重他（任县长）显性政绩突出。然而，在他担任县委书记后，突然变得官架十足，难以接近；涉及县里的重大事项从来不事先与其他领导沟通、协商，对其他常委提出的意见置之不理。显然，县长“二把手”的居下位置，使他的权力受到了控制，成就了他的政绩和人脉；而书记“一把的”的超脱地位，使他的权力无限和取利无道，葬送了他的前途和命运——当书记与当县长相比，权力的束缚带来了政治安全和人身自由，而权力的自由则换来了政途夭折和身陷囹圄。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权力应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大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这句话很不幸地被武保安全文“实践”，他做县长时，权力就是责任，是负担，因而政绩斐然，自己与社会安如大山；他做书记后，权力成了乐趣，毁了自己，坏了事业，苦了百姓。解读武保安及其妻子的“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我们既能感到他们对昔日无限风光的追忆，也能察知他们有对错误对待权力的悔恨。
也许，单纯武保安的个案尚不能将“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上升社会、制度的层面来称量和思考，但联系大贪官李 国蔚的长期搭档、原赣州市公路局党委书记钟成林所说的“公路局实行的是局长负责制，他的权力很大，甚至是无边的……如果让我当局长，肯定也会出大事……”，泰安巨蠹胡建学自白的“官当到我们这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胡长清曾在“自供状”中说的“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关进牛圈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等等成为一种共性现象时，便不难发现对“一把手”的权力崇拜的浓厚社会心理基础，也发现对“一把手”的权力约束上有多么的缺位。</P>
从武保安等落马官员的堕落历程不难发现，权力要想成为“负担”而非“乐趣”，除了依靠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个人觉悟之外，外在的约束必不可少。这个外在约束有相关制度上的设置，有制度的落实到位。而且，从诸多痛心的案例来看，绝大多数正是制度虚设、监督落空而造成的“人祸”，而非制度设置周全的问题。所以，临汾市委反思说“对他（武保安）存在着重选拔使用，轻教育管理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可以肯定，如果对武保安的权力很好地约束，那么他很可能仍是以前造福于民的“武县长”，而非今日遭人唾骂的“武贪官”。 |
